自2013年开始，国际国内学者就我国经济发展前景有过多次激烈争论。经济学家林毅夫认为，即使外部环境不好，未来3到5年中国维持8%的经济增长没有问题。投资大鳄索罗斯认为，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既来源于外部，国际市场不能持续吸收中国一直增长的出口商品和服务；也源于中国内部，中国必须把经济增长源泉从出口和投资定位到国内消费。许多主流经济学家对我国经济前景表示了担忧。中国经济能不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不仅取决于我国经济面临的约束和优势，也取决于经济改革进程。

　　 综合起来看，目前我国经济面临诸多约束：一是承接制造业传统的低工资优势弱化，科技水平提高迫在眉睫；二是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已到极限，转变发展方式势在必行；三是房地产作为支柱产业的动力不再，培育新经济增长点极为紧迫；四是分配不公引起全社会关注，收入分配体制亟待改革；五是人口老龄化逐步加速，国内需求结构将面临重大调整；六是流动性增长进入弱平衡状态，外部约束力量越来越大。

　　 同时，我国也存在五大新经济机遇和优势：一是民间资本度过原始积累阶段，居民创业创新激情涌现；二是产业信息化快速发展，经济增长范式重塑是国际性机遇；三是人口快速向城镇转移带来巨大需求，城镇化正在成为经济发展的驱动力；四是大消费阶段正在来临, 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快速成长；五是熟练型人才积累丰富和基础设施相对完善，在国际分工链条重塑中处于相对有利位置。

       怎么办？

　　 李海辉

　　 我国经济面临诸多约束

　　 经过30多年快速发展，我国国民生产总值已经在世界处于第二位，并于2013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在这种情况下，投资和出口这两架经济增长的马车，其增长空间受到诸多挑战的限制，经济增速从高速增长回调到中高速增长已是大势所趋。

　　 一是承接制造业传统的低工资优势弱化，科技水平提高迫在眉睫。根据英国经济学人智库(EIU)的数据，2000-2011年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大幅增长近四倍，单位小时劳动成本由2000年的0.6美元增加至20l1年的2.9美元。与东南亚国家相比，中国劳动力成本已由10年前的偏低转变为偏高，相当于泰国的1.5倍、菲律宾的2.5倍、印尼的3.5倍。劳动力价格比较优势弱化，使作为我国主导产业的一般加工制造业向综合成本低的内陆地区或周边国家转移。

　　 时至今日，这一势头更为明显，如重庆、安徽等地的许多产业是从东部沿海地区转移过来。耐克等国际品牌逐步把制造工厂更多迁至越南等国。美国寇兹(Coach)公司宣布今后五年中国工厂的订单份额将由85％降至45％，日本无印良品(MUJI)公司计划三年内把中国合作工厂从229家减至86家。

　　 根据经济起飞理论，度过承接――学习阶段的经济发展需要科技创新部门的主导推动，提高科研创新能力已经迫在眉睫。

　　 二是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已到极限，转变发展方式势在必行。经过几十年的粗放式发展，我国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受到了严峻的挑战。工业废水、废气和固体废弃物排放量保持较高的增长，给生态环境造成很大压力。

　　 主要江河湖泊水质恶化；水土流失、荒漠化严重；大规模矿产资源开采造成土地沉陷，水位下降，植被破坏，近年来全国出现大范围、几乎全覆盖的雾霾天气，严重损害了人民群众的生活和健康。

　　 同时，虽然我国资源总量虽然比较丰富，但人均资源占有量低，水资源、耕地人均拥有量仅分别为世界平均水平的28%和43%，石油、天然气人均储量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0%。

　　 在这种情况下，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方式业已走到尽头，要求我国经济加快转变发展方式，走出一条长期可持续的绿色发展道路。

　　 三是房地产作为支柱产业的动力不再，培育新经济增长点极为紧迫。由于房地产是一切经济活动的基本载体，房地产价格高企势必增加经济活动的成本，进而导致社会价格水平的总体上涨。根据美国经验，房地产租金每上涨1%，社会物价总水平上涨幅度约为0.25%。我国房价向租金、物价传导不像发达国家那样顺畅，但是对整体国民经济运作机制和价格机制的影响完全雷同。

　　 另外，根据经济学供求原理，房地产价格提高将导致需求下降，不仅包括商业服务业、工业用地的需求下降，居民购房需求也会将少。经过近十余年的快速上涨，我国房地产价格已经超过居民家庭平均收入的15倍以上，房地产产的租金收益率不足2%，远低于一年期银行存款利率。同时，我国住房供求已经进入基本平衡阶段，大规模的需求冲动也越来越理性。

　　 整体看，我国房地产市场作为支柱产业的基本因素已经不复存在。如何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在这一时期显得极为紧迫。

　　 四是分配不公引起全社会关注，收入分配体制亟待改革。2000―2013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整体呈扩大趋势。其中2000―2003年，城乡收入差距急剧扩大，由2.79倍持续扩大至3.23倍；2004年缩小至3.21倍，随后又持续扩大至2007年的3.33倍,2008年至今出现波动并有所缩小，但总体收入分配差距仍然较大。

　　 收入分配差距加剧的原因主要有：收入分配越来越向资源性和垄断性行业倾斜，某些生产要素定价过高特别是管理要素存在严重的超分配现象，少部分高收入居民拥有越来越多的无法明确界定的灰色收入，国家机关、企事业的职务消费欠规范等原因造成某些机关以及企事业单位负责人收入过高，部分普通劳动者得不到应有的报酬，延长劳动时间、拖欠、克扣工资等情况屡有发生。

　　 经过30多年的经济发展，我国居民的整体生活水平有了极大提高，对社会民生、生活质量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保证居民生活质量的提高，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扩大内需水平和推进经济向成熟阶段发展，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是已成为关键的一环。

　　 五是人口老龄化逐步加速，国内需求结构将面临重大调整。根据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公布的数据，中国内地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现役军人的人口中，60岁及以上人口为1.78亿人，占13.3%；65岁及以上人口为1.19亿人，占8.9%。同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2.93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1.91个百分点。

　　 我国人口结构表现出了快速老龄化的发展态势。根据国际经验，60岁以上老人占比超过10%，就算进入老龄化社会了。2000年我国每100个劳动年龄人口负担15.6个老年人，甚至有研究测算到2050年则要负担48.5个老年人。从社会保障支出看，1978年全国离退休人员社会保险福利费用总额为17.3亿元，到1997年增加为2068.3亿元，19年间增长了119倍。

　　 有人预测，到2030年，这一费用将达到73219.5亿元，2050年将达到182195.2亿元。日本经济“失去了二十年”，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日本老了，经济活力不在。随着我国老龄化社会到来，社会经济的运行机制、需求结构将面临重大调整。

　　 六是流动性增长进入弱平衡状态，外部约束力量越来越大。货币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体现。由于我国经济经过30余年的高速发展，客观上要求人民币在国际经济往来中扮演相应的角色。人民币国际化被提上了议事日程，但是应当看到，我国经济30年的发展几乎浓缩了发达国家二、三百年的发展历程，多个相互联结的发展阶段重叠在一起。

　　 进入新世纪以来，加入世贸组织使我国经济快速融入了世界经济贸易体系，贸易国际化与价值创造阶段重叠在一起。而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开启以来，我国几乎同时进入了资产价格重估阶段，人民币国际化与资产价格重估、经济发展转型重叠在一起。

　　 从国际经验看，无论是本国货币国际化，还是本国资产的合理定价，都存在着利益主体激烈博弈带来的各种风险。截至目前，度过这两个阶段的发达国家屈指可数，甚至日本等国家在本币国际化、资产价格重估、经济发展转型方面吃了大苦头，失去了“十年又十年”发展。

　　 正是因为这一点，有些国家如新加坡坚决不走新加坡元国际化的道路。但是我国经济体量大，人民币国际化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进程之一，需要我们认真对待和加强风险防范。资产定价是国内利益的重新分配，而人民币国际化是国际利益的重新分配，因而在推进过程中将会遇到各种各样的矛盾和阻碍。

　　 我国经济增长的机遇

　　 应当看到，我国经济至少存在五大新经济机遇和优势，做好这几门功课，林毅夫教授预测的20年8%的经济增长也许能够实现，进而为我国经济发展转型提供时间和空间。

　　 一是民间资本度过原始积累阶段，居民创业创新激情涌现。经过长期的经济发展，我国居民积累起了大量的财富。2013年末，我国广义货币供给量（M2）余额达到110万亿元，比2001年末增加近90多万亿元。

　　 目前，我国以M1计算的货币化指数（M1/GDP）为0.60左右，低于同为东亚国家的日本。这说明我国货币的财富积累功能更为明显，我国过高的M2/GDP在很大程度上居民和企业财富增长推动的。

　　 在这种情况下，我国的居民财富，一方面需要投资于多种财富形式，以分散持有财富的风险，同时提高财富的收益水平；另一方面也催生了极大的创业热情，各种风险投资、创业投资等如雨后春笋，民间资本正在跃跃欲试地进入各经济领域。

　　 如果将所有的经营领域对民间资本开放，市场化进程将主动快速前行，经济增长动力也会获得空前释放。但这需要国家切实落实私人财产的保护措施，更需要有极大魄力的去破除国家垄断和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

　　 二是产业信息化快速发展，经济增长范式重塑是国际性机遇。网络化、信息化已成为经济增长范式的主要推动力量，当前的经济发展已经不同于萨伊提出的“供给决定需求”的短缺经济状态，也不同于凯恩斯提出的“需求决定供给”的需求不足的状态，当前的社会财富已经有了空前的积累，社会生产力也得到了极大的革新。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创新的产品层出不穷，随着人们财富的积累人民的欲望和需求也日益多样化，如何加快供给与需求的对接呢？网络信息正在革新供给与需求对接的方式、速度和效率。

　　 总而言之，人类持续多年的通过商场、超市等大型服务设施的对接供求的方式，正在面临极速微电子的挑战，网站、博客、微博、论坛、支付、交易等平台不断涌现，轻轻的滑动鼠标就可以获得我想要的任何东西，足不出户。如果没有找到想要的东西，还可以将信息放到网上，等待有人来迎合我们的需求。

　　 这是一种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一切都变得快速，时代在快速地飞跃。面临这一历史机遇，革新增长方式，转变激励机制，让创新引领时代，让技术服务创造，让才能发扬光大，我国将会在新的经济增长范式中实现超越式发展。

　　 三是人口快速向城镇转移带来巨大需求，城镇化正在成为经济发展的驱动力。 “六普”数据显示，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66557万人，占总人口的49.68%，同“五普”相比，城镇人口比重上升13.46个百分点，年均增长1.35%，比预计1%的城镇化进程提高0.35个百分点。

　　 近十年我国城镇人口年均增长2065万人，其中流动人口占57%，户籍人口占43%。这有力地解释了近十年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内在动因，也显示我国住房需求强劲增长的人口因素。50%的城镇化水平包含了农民工在内的流动人口，其人在城市打工，而诸如购房、养老、教育等大宗消费均不在城市。如果除去流动人口，我国城镇化率不足40%。

　　 今后，城镇化将沿着两条路经继续推进：一是继续推进尚未进城的农村人口向城镇户转移。如果“十二五”期间城镇化目标保持1%的水平，则城镇年均新增人口1760万人。二是将已经进城的农民工等流动人口的身份城镇化。在城镇常住人口中，约17%的居民是流动人口，按每年1%的速度将身份转为城镇，每年约1100万人。

　　 可见，我国城镇经济每年仍将有高达3000万人城镇化需求，他们需要吃穿住行、医疗、教育、养老等，也需要各种基础设施来满足庞大的需求，为经济增长带来巨大的增长潜力。

　　 四是大消费阶段正在来临, 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快速成长。咨询公司麦肯锡报告预计：基于中国人财富的上升, 中国正在逐步迈入品牌消费时代。报告称, 大城市年收入超过人民币10.6 万元(合1.6 万美元)、购物选择越来越多地受情绪影响的消费者将成主流。到2020年, 这个群体将占消费者总数的51%, 远高于2010 年的6%。

　　 数据显示, 到2020 年中国的富裕以及中产收入阶层人数将进入高增长期, 相对不富裕的人数为36%,而2010 年这一数据为82%。根据中国旅游研究院编写的《中国旅游经济蓝皮书》――《2013年旅游经济运行分析与2014年发展预测》，预计2013年我国出境旅游人数9800万人次，同比增长18%；出境旅游花费1200亿美元，同比增长20%。

　　 由此可以看到, 经过多年的财富集聚, 我国居民的消费能力正处在提升和释放阶段, 引导我国消费潜能,不仅是我国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 也是经济发展到这一阶段的必然历程。

　　 五是熟练型人才积累丰富和基础设施相对完善，在国际分工链条重塑中处于相对有利位置。一方面，通过承接国外工业生产、国际贸易与交往等，我国积累和储备了大量的熟练型劳动、管理、技术等人才，有利于在国际分工中取得一席之地。

　　 同时，由于我国大学持续扩招，2013年以后每年有700万以上的大中专毕业生充实到劳动大军中，这些新增劳动人口初步掌握了知识技能，工作衔接、创新创业等更加顺利推进。

　　 另一方面，我国基础设施建设相对较为先进。我国经过长期投资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发展，搭建了完善的公路、铁路、机场、通讯、水电、煤气等物流网络系统，也在一定程度上夯实了教育、科技、医疗卫生、体育、文化等社会事业方面的基础设施。

　　 基础设施是社会赖以生存发展的一般物质条件，它为社会生产和居民生活提供公共服务的物质工程，是保证国家或地区社会经济活动正常进行的公共服务系统，是国家经济发展的基础性条件。

　　 熟练型人才和完善的基础设施是我国的最基本的经济基础，在国际分工中自然会得到应有的份额和地位。从这一点看，我们对中国未来的经济前景没有过分担心的必要，但是需要警惕周期性影响和经济失衡的方面，加快改革并理顺阻碍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性障碍。

　　 靠改革创新释放发展红利

　　 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之后，我国经济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不仅资源环境、文化生活、科技教育等需要改善和提高，还面临运行机制、增长动力、人口结构、国际经济局势等方面的挑战和制约。 同时，我国经济也具有基础素质、基础设施、资本积累等优势，以及面临网络经济、创业创新、新型城镇化等新增长点。如何迎接挑战、克服困难、发挥优势、抓住机遇，这不仅靠改革的意志和决心，更要靠措施得当、找准关键。

　　 一，改革财税体制，降低企业税费。就目前而言，我国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过高，在当前经济发展速度下行的状态下，结构性减税将成为维护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措施。

　　 一是加快推进营业税改为增值税改革。我国营业税和增值税占税收收入的一半以上，重复征税现象日益突出。将营业税改为增值税，降低重复征税，将有利于中小企业以及民营经济的发展。

　　 二是整顿不合理收费。除了正规的税收负担，我国中小企业以及民众承担着多样的不合理收费，特别是交通运输费用、接待招待费用等，这些不合理收费严重吞噬营业利润，也可能有些企业通过费用输送进行了逃税。整顿不合理收费，合规合法征缴税收。

　　 三是扶持弱势产业或潜力产业发展。对于基础性行业、中小企业、高科技等潜力行业实行适当的税收优惠。

　　 二，改革激励机制，鼓励创业创新。当前阶段，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换代将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如何在新的经济发展范式下获得领先的发展地位，这和我国创新创业激励机制密切相关。

　　 一方面，要提升科技创新人才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待遇。在长期政治主导经济发展的模式下，我国特殊人才发展受到了多方面的压抑，其社会地位和经济条件受到了严重削弱，创新人才的积极性不高。激励创新发展，提升技术职称职务的地位和待遇，可能会有效地激励创新。

　　 另一方面，要加大对网络经济和数字管理开发利用的支持和激励。各行各业等候在进行着信息化、网络化、数字化的冲击，这也是网络信息经济的必然要求。有意识地加大对新经济的扶持和激励力度，有利于我国民间的创新创业、升级改造的热情。

　　 三，改革收入分配体制，激发个人才智。当前，我国收入分配面临城乡、行业、区域、职级等多方面的差距拉大，对经济发展特别是扩展内需的阻碍越来越大，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方案研究多年仍未出台，可见其阻力非同一般。但不加快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恐怕会窒息经济发展，特提出如下建议。

　　 一是规范国企员工特别是高管的年薪。近年国有企业薪酬待遇增长远远快于国民平均收入增长，而高管年薪增长更快，成为社会的诟病。对国有企业高管而言，在我国相当于政府的官员，应当按相应的公务员职级进行浮动确定薪酬。

　　 二是提升专业技术人员的待遇。破除只有管理是生产力的狭隘认识，确立更为广泛的特殊人才特别是科技创新人才是生产力的认识，将其他特殊人才与管理人才等量齐观，才能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

　　 三是缩小地区、行业的收入差距。扶持低收入群体，研究解决技术工人、熟练工人的工资待遇及其他待遇，诸如户籍、保险、教育、养老、住房等问题。

　　 四，规划城镇化发展，平衡发展动力。城镇化和诸多问题交织在一起，比如老龄化、养老保险、就业与收入、房地产、产业升级等，如何进行城镇化的谋篇布局及准确规划每个城市功能定位，如何克服和处理城镇化中遇到的困难和障碍，需要展现我们管理层高瞻远瞩的大智慧。

　　 一是分析发达国家的城市发展模式和内在的动力机制，总结城镇化发展的历史规律，进而提出符合我国特点的、顺应历史潮流的、适应市场发展方向的城镇化模式。

　　 二是切实解决我国城镇化过程中的社会、政治、经济、人文等各个层面的体制机制问题，争取以综合发展和市场化的大视角，来规划我国城镇化的路径，切实解决城镇化中遇到的问题。

　　 三是以市场为基础，以政策为支撑，合理引导我国城镇化发展，为经济发展提供不懈的增长动力。

　　 五，改革金融体制，稳定货币环境。金融的高效运行是经济发展转型根本保证。没有稳定的货币环境，实体经济发展将面临更为严峻的考验。稳定的货币环境主要关注以下几点。

　　 一是保持货币供给量的稳定。目前，人民币汇率去想平衡，外汇占款带来的货币增长的不确定性增加，同时新的经济发展范式对货币的需求不确定性较大，保持货币供给量的稳定可能是最明智的选择。

　　 二是加快人民币利率市场化进程。提升资金运用效率，有利于提升经济发展，而合理的市场定价才能真正找到资金价格，加快利率市场化进程是提升经济发展效率和质量的有效路径。

　　 三是促进人民币有效均衡汇率的市场定价。人民币汇率的动态均衡有利于形成合理有效的对外价格，最大化国民经济福利水平。

　　 四是加快金融创新，提供经济发展所需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为经济发展提供金融支持。

　　 五是防范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为经济发展提供有效地金融服务。

　　 六，健全保障体制, 释放消费动能。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是经济增长的内在稳定器。作为消费者, 面对目前和即将需要支付的生活需求不断增加, 一般会强化储蓄倾向, 把收入中更多的部分积攒起来应付未来的生活所需，强化流动偏好, 在手头上保存更多的现金, 以防止突然来临的风险。健全的社会保障可以消除人们的不稳定预期, 从而保证消费动能的释放。

　　 （作者供职于金融管理机构，文章系个人观点）  

原文载于《上海证券报》，原题目为《中国经济在新约束中内生动力增强》，感谢亚夫的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