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韧性在哪？

 

——兼谈经济新周期及发展前景

 

中国经济常常被误读。脱胎于书本上的经济学理论，陷在理想状态中不能自拔，模糊了理论和现实的分界，很难真正读懂中国经济的复杂。经济理论是深刻的、可敬的，但是那是简单的理想而不是现实。最初，亚当.斯密的经济理论是建立在完全信息、完全市场和个人理性之上的，而现实往往离理想很远。后来的经济学发展逐步打破了这些严格的理想条件逐步向现实靠拢，发展出来了边际理论及信息理论等，形成了严密庞杂的现代经济学理论体系，但是直到当前最伟大的经济理论也不足以弥合理论和现实的差距。

 

预测我国经济尤其如此，西方发达国家的市场相对成熟，而我国市场经济地位仍然未得到承认。2017年末，以美帝为首的西方国家再次不承认我国的市场经济地位，让我们大为光火。在谴责他们蔑视我国改革30年伟大成就的同时，也需要反思我们自己做得不到位的地方。这种反思不是要迎合某些国家的口味，而是为认清自己奠定基础，至少可以让我们摆脱分析或预测我国经济发展和金融形势时，不至于大失水准。我国经济有哪些被误读的地方呢？我列举其中最重要的五点，以引起大家的思考：

 

一是关于人口老龄化。人口老龄化是指总人口中因年轻人口数量减少、年长人口数量增加而导致的老年人口比例相应增长的动态结果。国际上通常把60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达到10%，或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7%作为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标准。如果按这一标准，我国在本世纪初就已经进入老龄社会了。2005年全国1%的人口抽查显示，我国60岁以上人口占比为11.03%，其中65岁以上老人占比7.69%，已经达到老龄化社会的标准了。但是从发展实际而言，我国经济并没有在2005年之后表现出应有的老龄化经济的特征。和大部分人预计的老龄化人口拖累不同，我国经济表现出了增长强劲的十年，发展到今天我国经济初现老龄化的状态。

 

其奥妙何在？无他，我国城乡户籍的二元人口结构是原因所致。2005年我国总人口为13.07万人，当时城镇化率为42.99%。按此推算，我国城镇中60岁以上人口仅为6199万人，农村60岁以上人口8217万人。我国老龄化人口主要集中在农村，他们的对生活的要求非常低，甚至不但不构成经济负担，还会帮着干大量的农活而使年轻劳力能够摆脱出来进城务工。按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推算，我国经济负担的老龄化人口只有4.7%，而参保离退休人员只有4362万人，占比仅为3.3%。应该说这是经济负担轻、发展快、效率高的根本原因之一，这段时间刚好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黄金十年。

 

现在情况怎么样呢？形势无疑比2005年严峻。2016年末我国总人口13.8亿人，60岁以上人口2.3亿，65岁以上人口1.5亿，占比分别为16.7%和10.8%，应该说我国已经进入严重老龄化阶段。不过，回过头来看经济真实负担的老龄化人口，城镇60岁和65岁以上老龄人口占比分别为9.5%和6.2%，刚刚接近国际老龄化社会的标准。如果按户籍人口估算，两个阶段的老龄人口占比分别降低至6.9%和4.4%，距离国际老龄化社会的标准仍然较远。

 

当然，我国老龄化人口负担是在快速增加的。根据权威机构预测，2021年我国出生高峰阶段的人员开始进入60岁，快速老龄化阶段同时开启。预计2021年，我国60岁以上人口将达到2.58亿，占比达到18.4%，城镇常住老龄人口占比11.8%，城镇户籍老龄化人口占比超过9.2%。而到2030年，我国60岁以上人口将达到3.71亿，预计占比将超过25%。这时，无论城镇常住还是户籍60岁以上人口均超过国际标准，预计分别达到18.75%和15.0%。也就是说，2020年后，我国老龄化人口负担才算真正达到国际标准。留给我们大发展的空间还有五年的时间，我国实际老龄化负担要比老龄化程度滞后15年左右。由于城镇化和老龄化同时推进，我国经济的老龄化负担是加速进行的，越到后来越快。

 

二是关于城镇化进程。人口的区域结构也和宏观经济密切相关，即城镇化进程。关于城镇化率，国家统计局告诉我们两个答案——2016年末常住人口城镇化率57.35%和户籍城镇化率41.2%，相差整整16个百分点，人口数量差距2.2亿。这部分差距从哪里来的？主体是农民工，至少占到差距的77.3%。统计数据显示：2016年末全国农民工总量2.82亿人，比上年增长1.5%。其中，外出农民工1.69亿人，增长0.3%；本地农民工1.12亿人，增长3.4%。全国人户分离人口2.92亿，其中流动人口2.45亿。比较这组数据，可以看出1.69亿农民工算作了城镇常住人口，除了这部分农民工外还有5000万常住城镇人口，这部分人口主要是大中专毕业生，并且在常住地没有住房的流动人口高达2.45亿。

 

哪个数据作为我国城镇化率的指标更好呢？这要看用来干什么了。如果是真实的城镇化率，当然41.2%的城镇化率是准确的。农民工基本在常住城市没有房产，也没有融入所在城市，他们距离真正的市民化还有很远的距离。但担负着城市的环境维护、餐饮服务、批发零售以及设施建设等多种任务，部分人口已经深深滴扎根所在城市了。这也说明我国城镇化进程还有很远的路要走。如果以57.35%作为城镇化率指标，则掩盖了一个重大问题，有很大一部分几乎没有住房甚至没有租住地方的人口算做了城镇人口。按如此计算，其实还应包含他们所抚养的人口，按1:1的抚养比例计算，则2.2亿人口也应城镇化了，那么理论上应该达到的城镇化率是73.3%。

 

这部分人口没有城镇化的主要原因是收入低。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016年农民工的平均月收入3275元，城镇户籍居民平均月收入5000元以上，相差2000元左右。但比务农人员平均月收入要高1000元左右，这说明进城务工能够大幅改善他们的生活水平。从人道主义的角度看，农民工待遇低不利于社会和谐。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农民工拉低了工业化、服务业和城镇化成本，降低了经济发展的负担，有利于拓展经济发展的空间和时间。不但如此，一旦遇到类似2008年的经济危机，失业民工返乡即可，大大降低了城镇经济调整的就业压力，增加了我国经济发展的韧性。每年降低经济发展成本至少6.72万亿元，而经济调整11万亿元即波动13%以内，几乎不会给经济带来不可承受之重。

 

三是关于房地产市场。城镇化进程涉及到另一个重要市场——房地产市场。常常被城镇化进程所误导，我国房地产调控政策也找不准肯綮，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甚至后来头痛就吃感冒药。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农民工调查报告，农民工城镇购房比率仅为1%左右，那么至少1.67亿农民工没有购房，加上近5000万大中专毕业生，总共2.2亿人没有城镇住房。这就是说，我国城镇住房市场刚刚满足了41.2%城镇户籍人口的居住需求，还有2.2亿的常住城镇人口没有满足居住需求，加上他们所负担的人口，仅当前常住人口存量至少还需要1-1.5亿套城镇住房，考虑每年还有800万的新增城镇人口（还有800万出生在城市），则需要的房子会更多。

 

2017年1-6月，住宅新开工面积61399万平方米，增长14.9%；住宅竣工面积29760万平方米，增长2.5%。按100平米每套计算，全国一年新建住宅约为1200万套，一亿套住宅需要8.3年建成，考虑新增人口需要400万套住房，则城镇住房市场还需要12.5年才能基本完成城镇化进程，城镇化率达到70-80%之间。

 

是不是意味着房地产市场的繁荣会持续10年以上呢？这是很难说的。大中小城市的发展模式很不一样，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受前十年人口大幅流入的影响，房价已经达到甚至超过了纽约、伦敦以及东京等国际大都市，即使考虑1%房产税的影响，也只相当于在房价现值基础上浮动20-30%。这样算来，北京、上海、深圳等城市的普通住房价格也不低。当然高档房价与国际大城市比，还存在一定的价值洼地，主要是因为富人们在全世界居住的选择性较大，他们更愿意选择在成熟的国际大都市居住。

 

根据人口的年龄结构和区域分布看，从农村到城市的城镇化进程基本结束了，接下来城镇化的表现形势就是农村人口自然凋零，而城市人口的自然增长了。但是我国经济发展是不平衡的，人们常说小城市、中城市人口向大城市、特大城市的流动还在进行中。其实这里有一个严重的悖论：从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角度看，人口向大城市的流动还在进行中。但是从更高一个层面——资源层面看，特大城市已经超负荷运行了。所谓的国际大都市纽约郊区加市区人口也不过2000万人，伦敦、东京更是没法比拟，人口在1000万人左右。京沪统计的常住人口2200和2300万人，实际人口可能远不止如此。

 

如何解决这个悖论呢？即下一步城镇化怎么走？这给我们提出了一个严峻的、重大的命题，也决定了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前景。鉴于城市自然资源承载能力是有限度的，城市发展也应有明显边界。我们必须遵守这个边界，如果越过了这个边界，就会受到自然的惩罚。也就是说，自然边界是条“红线”。遵守这个“红线”就意味着特大城市的人口再也不能容纳更多了，但城市人口的新陈代谢还是要持续进行的，怎么办呢？

 

比如北京开始疏解非首都功能，这一做法需要从顺应天道的高度才能理解。通州建城市副中心，可以容纳北京市机关单位人员；规划建设雄安新区，可以承载非首都功能的经济功能和科研功能，即企业总部、金融机构、科研院所以及部分行政事业单位等。人口疏解了、控制了，可以预判北上深等特大城市的房地产市场基本到了高位的拐点，除非筑高坝大放水。

 

然后就是二线城市比如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等区域中心城市，比如大连、青岛、宁波、厦门、杭州、郑州、武汉、天津、重庆、西安、南京、广州、成都等以及大部分省会城市，这些大型城市在区域和省内在吸引着周围其他城市的人口以及从特大城市中被迫而来的人口，在接下来的5年内他们的扩张仍会持续地进行，这些城市的房地产市场应该能够维持。还有三亚、秦皇岛、大理、哈尔滨等特色城市，休闲度假、游览观光、养老养生等富裕人群提供无法比拟的环境优势，这些城市的房地产市场应会相对火热，但是不提倡这些城市过高的依赖房地产市场。大部分三四线城市的人口开始萎缩，向区域中心城市或省会城市迁移，房地产市场停滞是必然的。

 

这里需要指出，由于城镇化方式已经改变，现在城镇要吸收的是主体是农民工，他们收入相对较低，给予他们历史补偿几乎是不可能的。而只能寄希望于市场摸平城乡收入差距，逐步将二代农民工吸纳为有房有车的城市居民，总体看房地产市场的表现不再是大幅上行了，而是平稳。房价平稳才能有序推进城镇化。

 

值得一提的是，农村的住宅浪费是巨大的，农民工不能融入城市，所挣的在农村均盖了比较好的住房，以备有朝一日回农村居住，其实是闲置在那里，根本不会有人去居住，过几年又要重新翻修，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特色小镇、新农村建设是出路之一，但是需要存精去伪，需要腾退空置住宅而提倡集约居住。

 

四是关于互联网革命。互联网确实不创造价值，这也许正在成为抑制“互联网+”发展的理由。但是金融创造价值吗？同样不创造价值。互联网不创造价值，但是互联网创造了一个空间、一个世界，一个虚拟的、高效的、低成本的、高辐射的移动世界、网络世界。在这个虚拟世界里，人与人之间、人与物之间、人与货币之间不再有距离的限制、时间的限制、空间的限制和成本的限制。

 

互联网拓展了现实空间。每一个地址和网站都是一个太阳，能够辐射都虚拟甚至现实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如果能量足够大，便可以吸引到远在天涯海角的顾客，这就是空间的辐射性，摆脱了实物空间的限制，一个淘宝、一个京东全国的城乡均可实现网上购物。2016年全年网上零售额51556亿元，比上年增长26.2%。其中网上商品零售额41944亿元，增长25.6%，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为12.6%。2017年预计达到6.5万亿元以上。网络成了中国经济拓展了中国经济发展的空间，弥补了人口密度过大的缺陷。

 

网络空间还降低了物流、仓储、展示、体验等物流成本，大幅提升了物流效率。原本的商贸中心占据大规模的大商场、大仓库等，由于互联网空间的拓展而被节省下来。网络订购减少了仓储时间和空间，加速了物流效率，并且大数据化使供求精准对接、智能生产等成为可能。

 

互联网正在掀起一场制度革命。网店、微商等在注册登记、纳税工商、环保卫生、街道市容等方面做到了直通直联，改造了整个营商制度，提高了制度效率，降低了交易成本。它拉直了整个繁复的制度设计，造成中国人民勤劳而不富有的复杂的制度路径，被优化，称之为互联网革命、市场革命甚至制度革命，一点也不为过。

 

互联网世界仍在快速发展，数字世界、智能世界正在到来。互联网革命是与世界的直接对接，也是国内人、财、物的直接对接。不但创造了网站网商、微信微店，还创造了数字货币、智能工业，直接改造了我国社会经济治理体系，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内在的根本动力之一。

 

五是关于创新转型。关于我国经济新旧周期已经争论了有一段时间了，多数人不赞成已经构成了经济新周期的说法。但是我们换个说法，大家认可度也许会大幅上升。我国劳动力人口已经在2012年出现拐点，现在新增就业人口其中一半以上即800万左右是大中专毕业生，其中研究生毕业近100万人，而减少的劳动力基本是简单劳动人口。每年1300万就业人口，大中专毕业生占到了61.5%，这种就业结构想不转型都难。也就是说，从就业人口的基本素质来看，我国已经开启经济新周期，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经济新周期是质量提升周期，但是创新经济要求激励机制、管理机制、治理构架等相关制度与之相匹配，而改革滞后又深深地制约着创新转型，这就带来新旧体制机制的冲突。我国经济一直在新旧制度机制的冲突中艰难前行，未来已来，新周期已经开启，我们要做的就是保护好、维护好新周期发展动能。怎么办？

 

首先，改革财税体制，降低企业税费。我国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过高，在当前经济发展速度下行的状态下，结构性减税将成为维护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措施。除了正规的税收负担，我国中小企业以及民众承担着多样的不合理收费，特别是交通运输费用、接待招待费用等，这些不合理收费严重吞噬营业利润。还可以对于基础性行业、中小企业、高科技企业等实行适当的税收优惠。

 

其次，提升科技创新人才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待遇。在特定的环境下，我国特殊人才发展受到了多方面的压抑，其社会地位和经济条件受到了严重削弱，创新人才的积极性不高。激励创新发展，提升技术职称职务的地位和待遇，会有效地激励创业创新。同时，破除特殊人才狭隘认识，确立更为广泛的特殊人才特别是科技创新人才是生产力的认知，才能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

 

最后，全面深化改革，破除创新经济的机制体制障碍。当前，我国收入分配面临城乡、行业、区域、职级等多方面的差距，对经济发展特别是扩展内需的阻碍越来越大，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破除机制体制性障碍势在必行。同时，应重点强调扶持低收入群体，研究解决技术工人、熟练工人的工资待遇及其他待遇，诸如户籍、保险、教育、养老、住房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