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正处于经济增速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阶段，经济发展转轨压力与日俱增。在国际上，美国已经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货币政策操作即将正常化。而欧洲、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家经济不见起色，货币政策却反其道而行之，采取了宽松的货币政策。

在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强势美元回归、国际货币政策分化的情况下，中国的货币政策面临多重考验。作为亚州多年的首富李嘉诚，从去年起就开始抛售内地和香港物业，也许这和他是不是看好大陆和香港经济没有关系,但人们普遍解读为商人的避风险心态。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经济形势的艰难。货币政策既要考虑和担心新常态下的经济发展和约束，又要考虑应对强势美元以及其他国家货币政策分化的冲击和协调。

从国内经济来看，我国经济经过三十多年的快速发展，取得了诸多的经济成果。一是民间资本积累初步完成。2014年末，我国广义货币供给量（M2）余额达到123万亿元，比2001年末增加近100多万亿元。二是熟练操作型工人大量积累，通过承接国外工业生产、国际贸易与交往等，我国积累和储备了大量的熟练型劳动、管理、技术等人才，有利于在国际分工中取得一席之地。近年每年有700万以上的大中专毕业生充实到劳动大军中，这些新增劳动人口初步掌握了知识技能，工作衔接、创新创业等更加顺利推进。三是搭建起了相对基础设施体系。我国经过长期投资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发展，搭建了完善的公路、铁路、机场、通讯、水电、煤气等物流网络系统，也在一定程度上夯实了教育、科技、医疗卫生、体育、文化等社会事业方面的基础设施。四是创业创新激情涌现。资本积累催生了极大的创业热情，各种风险投资、创业投资等如雨后春笋，民间资本正在跃跃欲试地进入各经济领域。市场化改革进程加快，经济增长动力获得空前释放。

这些经济成就为经济升级换代奠定了基础，但是我国提出经济升级换代要求已经历经十余年，经济结构调整进展并不明显。当前，在经济进入新常态的情况下，我国经济升级压力越来越大，规模扩张型经济的已经走到了尽头，它面临的约束条件越来多，约束力越来越大。

一是经济增速换档约束。2014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636463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7.4%。经济增速为二十年新低，并连续5年下滑，说明宏观经济仍处在探底的过程中。这加大了对未来的经济增长进一步放缓的担忧，在统计局发布经济数据之后，世行下调2015和2016年经济增长至6.8%和6.3%。

二是资源环境强约束。虽然我国资源总量比较丰富，但人均资源占有量低，水资源、耕地人均拥有量仅分别为世界平均水平的28%和43%，石油、天然气人均储量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0%。经过几十年的粗放式发展，我国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受到了严峻的挑战。在这种情况下，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方式业已走到尽头，要求我国经济加快转变发展方式，走出一条长期可持续的绿色发展道路。

三是升级换代极为紧迫。2014年全年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502005亿元，比上年名义增长15.7%(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5.1%)。其中，全年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95036亿元，比上年名义增长10.5%(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9.9%)。房屋新开工面积179592万平方米，比上年下降10.7%。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120649万平方米，比上年下降7.6%。经过十余年的快速发展，我国住房已经进入供求基本平衡阶段，部分区域供大于求，大规模的需求冲动也越来越理性。房地产市场作为支柱产业的基本因素已经不复存在，投资驱动模式正在面临改变，产业升级换代显得极为紧迫。

四是内需依然不振。2014年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62394亿元，比上年名义增长12.0%(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0.9%)。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占GDP的比重仅为41%，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但是居民收入占比过低，收入分配差距较大、保障制度不健全等制约了消费增长，如何改革收入分配体制机制，提升内需动力，是今后经济增长的重要一环。

五是进出口增长需转换思路。2014年，我国进出口总值26.43万亿元人民币，比2013年增长2.3%。贸易顺差2.35万亿元，扩大45.9%。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贸易大国，由于我国资源环境约束，我国传统模式的进出口贸易增长空间已经有限，需要转换国际思路和构架贸易新体系。

六是人口老龄化加速。统计局数据显示：16周岁以上至60周岁以下(不含60周岁)的劳动年龄人口91583万人，比上年末减少371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为67.0%，60周岁及以上人口21242万人，占总人口的15.5%，65周岁及以上人口13755万人，占总人口的10.1%。根据国际经验，65岁以上老人占比超过10%，就算进入老龄化社会了。1997年全国离退休人员社会保险福利费用总额为2068.3亿元。有人预测，到2030年这一费用将达到73219.5亿元。随着我国老龄化社会到来，社会经济的运行机制、需求结构将面临重大调整。

面临这些约束，货币政策也需要适应经济新常态，既要保持适度的货币环境支持经济转轨，又要防止过度宽松带来的产能过剩和旧模式复燃，货币政策要为经济转轨提供时间和空间。同时，除了这些约束条件，还应该看到，我们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诸如网络经济和工业4.0快速发展、大消费时期、新型城镇化等历史新机遇。这些历史机遇是新经济的典型代表，抓住发展机遇，中国经济可能实现跨越式发展，失去这些机遇，中国经济将如同日本，面临失去“十年又十年”。

一是产业信息化快速发展。2014年全年全国网上零售额27898亿元，比上年增长49.7%。其中，限额以上单位网上零售额4400亿元，增长56.2%。网络化、信息化已成为经济增长范式的主要推动力量，当前的经济发展已经不同于萨伊提出的“供给决定需求”的短缺经济状态，也不同于凯恩斯提出的“需求决定供给”的需求不足的状态，当前的社会财富已经有了空前的积累，社会生产力也得到了极大的革新。

二是新型城镇化仍在快速推进。2014年我国城镇化率为54%，这个城镇化水平包含了农民工在内的流动人口，其人在城市打工，而诸如购房、养老、教育等大宗消费均不在城市。如果除去流动人口，我国城镇化率不足40%。我国城镇经济每年仍将有高达3000万人城镇化需求，他们需要吃穿住行、医疗、教育、养老等，也需要各种基础设施来满足庞大的需求，为经济增长带来巨大的增长潜力。

三是大消费时期正在来临。数据显示, 到2020 年中国的富裕以及中产收入阶层人数将进入高增长期, 相对不富裕的人数为36%,而2010 年这一数据为82%。我国居民的消费能力正处在提升和释放阶段, 引导我国消费潜能,不仅是我国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 也是经济发展到这一阶段的必然历程。

四是“一路一带”打造物流互联网。近期，国家领导人提出了“一路一带”大战略，将商品出口转换为基础建设出口，将海上物流转换为路上物流，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这是一个建设现代物流互联网的大战略，将商品出口转换成基建出口，有利于缓解我国的产能过剩。但是也面临政治、文化、法律、经济等多方面的不确定性，以及资本筹集、回报和货币等多种风险。

五是创业创新激情涌现。经过长期快速发展，我国居民积累起了大量的财富。2014年末，我国广义货币供给量（M2）余额达到123万亿元，比2001年末增加近100多万亿元。资本积累催生了极大的创业热情，各种风险投资、创业投资等如雨后春笋，民间资本正在跃跃欲试地进入各经济领域。市场化改革进程加快，经济增长动力获得空前释放。

这些历史机遇是前所未有的，也为我们的货币政策提出了前所未有的任务和挑战。如何适应经济新常态，如何促进经济结构调整，什么样的货币政策可以有效发挥货币政策的效能。我们的答案是稳健适度的货币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