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12月2日的康平路会议结束时，朱镕基决定成立“三人小组”，负责筹建上海证券交易所，由李祥瑞任组长，贺镐圣、龚浩成为成员。同时明确了两条规矩：三人小组的工作直接向市长汇报，对市长负责；一年之后的1990年12月，上海证券交易所要开业。

 这个安排里有朱镕基一贯的组织逻辑：不设庞大的筹备委员会，设一个三人小组。权力集中，责任明确，系统打通。这也是在官僚体系里最顺畅的协调策略，各部门一把手直接本部门系统内部事项，熟悉高效直接，了解政策和人员脾性，协调起来方便快捷。且直接对朱镕基负责，信息传导决策拍板没有中介环节，省时省力。

龚浩成后来回忆时说得清楚：“当时证券业归中国人民银行管，创建证券交易所又必然会碰到许多改革的难题，将两家形成合力，有利于攻坚克难。”这句话道出了三人小组的底层设计——证券市场的行政审批权在人民银行，改革方案的设计权在体改办，而股份制改革的试验田在交通银行。三个系统的三个人坐在同一张桌子上，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另外两个人可以直接找到对应系统的决策者。不需要层层上报，不需要跨部门协调函。朱镕基要的是效率。

 三个人，三种来路，三种性格。

 李祥瑞，组长，1928年生，江苏扬州人。 他1949年进入中国人民银行，195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上海财经学院毕业，曾任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行长，是龚浩成的前任。1985年，他参与交通银行筹备组工作。1987年2月，国务院任命他为重组后交通银行首任董事长兼总经理。交通银行是当时全国第一家股份制商业银行，李祥瑞在第一次董事会上就提出了“三个第一流的”目标——第一流的服务质量，第一流的工作效率，第一流的银行信誉。到1987年底，交行资产规模达到67.05亿元。

 李祥瑞的名字，与上世纪80年代中国金融业两项重大改革试点紧紧绑在一起，他是全国第一家股份制商业银行——交通银行的重新组建者，也是全国第一家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诞生的筹备牵头人。在康平路的座谈会上，朱镕基第一个问他“交易所可不可以建”，他的回答是“政治风险”。这个回答不是怯懦，是一个在金融系统干了四十年的老银行家对政治气候的准确判断。朱镕基把组长的位置交给他，看中的恰恰是这份判断力。筹建交易所需要一个人既懂金融又懂政治，既知道红线在哪里，又知道怎么在红线之内把事情做成。

 李祥瑞正是这样的人。

 后来上交所的首任理事长由李祥瑞兼任。一个交行董事长同时担任上交所理事长，这个安排本身就说明朱镕基对李祥瑞的信任程度。

龚浩成，成员，1927年生，江苏常州人。他的前半生在上海财经学院度过，从助教做到副教授、副院长。1979年邓小平提出“把银行真正办成银行”之后，中国的银行体系开始改革，人民银行剥离商业银行职能，成立了工、农、中、建四家专业银行。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1984年，57岁的龚浩成被推荐到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担任副行长。他从三尺讲台转身进入金融改革的实操第一线，1987年起担任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党组书记、行长兼国家外汇管理局上海市分局局长。

龚浩成在大学教书时有一个特点：喜欢讲最新鲜的东西。80年代初期他教授货币银行学，专门用半天时间介绍资本市场的理论和现状。这在当时是要承担政治风险的，但他讲了，学生们反应热烈。几年之后，这位在课堂上“大胆”宣传资本市场的教师，肩负起了重建中国资本市场的重任。

在三人小组中，龚浩成的角色最特殊。他既是朱镕基在金融系统最直接的执行端口——人民银行上海分行是证券交易所的主管机关，所有的审批程序、法规制定、机构管理都要经过这个系统；同时，他又是尉文渊的大学老师。后来把尉文渊推到筹备组组长位置上的人，正是龚浩成。

 三人小组中，龚浩成同时连接着“决策端”和“执行端”。

 贺镐圣，成员，1928年生，浙江象山人。他的履历与李祥瑞、龚浩成完全不同——他不是金融系统出身，是体改系统出身。1944年入党，1949年上海解放后分配到军管会财委工作。1959年被选送到中央高级党校进修四年，毕业后调入上海市计划委员会任调研室处长。1980年上海经济研究中心成立，他任常务干事、办公室副主任。1984年市体改办成立，他相继担任副主任、主任。

贺镐圣这辈子始终围绕经济理论和政策研究的工作。改革开放后，他的主要精力集中在体制改革方案的研究设计和组织实施方面，“有幸为上海股份制和股票市场早期的发展尽了一份绵薄之力”，这是他退休后的点睛之语。

 在康平路的座谈会上，他的回答最干脆：“不要管它，先建立起来再说，在建设中发展壮大。”龚浩成对他的评价是“改革意识强、有思路、敢负责的改革专家”。这句话不是客套。一个体改办主任说出“不要管它”，不是莽撞，是基于一个判断：上海的金融改革已经没有退路，再论证下去只会错失窗口。

1989年冬天的政治气候，留给上海的时间窗口并不宽裕。

 三人小组中，贺镐圣的角色是“方案设计者”和“落地推进器”。李祥瑞提供金融系统的经验和判断，龚浩成提供央行系统的沟通和审批通道，贺镐圣提供体改系统的改革方案和推进动力。

 三个人缺一不可。

 三人小组下面设了筹备办公室，地点在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管处。最初的筹备组组长是金管处处长王定甫。王定甫55岁，民主党派，老银行出身，做事风格是“先想后干，想不明白宁愿不干”。他多次跟龚浩成表示，自己不是共产党员，做事不太方便。历史的吊诡之处就在这里，有些人莫名其妙的闯进历史的镜头，黎元洪是，小白菜是，尉文渊更是，但是历史更需要他们去创造。

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筹建，在1989年底到1990年中的这段时间里，基本处于“研究阶段”。

这个局面，要到1990年6月朱镕基出访香港时才会被彻底打破。那时距离年底开业，只剩下六个月。这是我们下一届的内容。